张爱玲未刊稿的出版

      去年我写文章提到，目下常说的“佚文”名目不大合理，“文”既然存在，就不能算“佚”。这分两种情况：一是曾经发表过的，但未被作者自己或别人收入文集或全集，可称“集外文”；一是从未发表过的，可称“未刊稿”。张爱玲逝世后，未刊稿陆续面世，据说现在有“张爱玲热”，这大概要算重头戏了。而我因主编中文简体字版《张爱玲全集》，有幸参与就中一些篇章的整理之事。
一九九六年十月《皇冠》第五一二期所载张爱玲散文《一九八八至——？》，是作家逝世后发表的第一篇未刊稿。以后中篇小说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、散文《重访边城》、长篇小说《小团圆》和散文《异乡记》相继付梓。张爱玲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撰写剧本，其中向未刊行的《人财两得》、《桃花运》、《六月新娘》、《南北一家亲》和《南北喜相逢》，以及六十年代为“美国之音”所编广播剧本《伊凡生命中的一天》，也已收入《全集》剧作卷。
我在宋以朗家还见到张爱玲写的大量零碎纸片，中英文都有，或系片断想法，或系作品、信件的底稿，未完成的《爱憎表》一文即在其内。将来能否据此整理出一本类似契诃夫札记那样的书，尚不得而知。我只从中找到一篇一九九四年她为《对照记》所写的后记，已交报纸发表。
张爱玲的英文未刊稿，五六十年代所著The Fall of the Pagoda（《雷峰塔》）和The Book of Change（《易经》），已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分别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和七月出版。她的《海上花列传》英译本The Sing-song Girls of Shanghai，经Eva Hung（孔慧怡）修订编辑，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二〇〇五年八月出版。据宋以朗介绍，此外尚有未完成的The Young Marshal（《少帅》）和与理查德·麦卡锡合写的My Hongkong Wife（《我的香港妻子》）等。
张爱玲未刊稿的问世，填补了她的创作生涯的多处空白。去年底在北京召开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研讨会，旨在展现“全方位的张爱玲”，有“张爱玲的文学视野”、“张爱玲的双语创作”、“张爱玲与视觉艺术”和“张爱玲的晚期风格”等题目，显然都与上述作品的出版密切相关。
此外，五十年代初张爱玲在香港时，邝文美为她记了不少“语录”，宋淇曾选摘部分内容发表。去年印行的宋以朗编《张爱玲私语录》一书收录了《张爱玲语录》全文，共三百零一则。这对了解张爱玲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，而且正如宋淇所说，“多少含有爱玲所特有的笔触，令人低回不已”。
张爱玲的书信，目前只有庄信正的《张爱玲来信笺注》出版（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，二〇〇八年三月）。夏志清加有详尽按语的《张爱玲给我的信件》曾在《联合文学》连载，然迄未完成。我以为应该尽快搜集张爱玲的书信，汇编出版。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她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写给宋淇夫妇的信，据宋以朗介绍，“总计张爱玲跟我们宋家共有六百五十多封信，大约四十万字左右。”这些材料披露了，张爱玲研究才能更加深入。
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已由赵丕慧译为中文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九月出版。不止一位朋友称道，笔意颇有几分像张爱玲。我读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，觉得有如《红楼梦》，多述家庭琐事，充满各种细节，假如张爱玲自己用中文写成，一定更显特色。张爱玲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致宋淇夫妇那封向被视为“遗嘱”的信中，念兹在兹身后“请高手译”自己的作品；但说实话，谁做都不如她本人来做。而且她当年的确有时间也有精力完成此事。她的英文小说Stale Mates和The Rouge of the North分别被她自己译成《五四遗事》和《怨女》；她不译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，或许是英文本始终没有出版过的缘故。她只是把它们缩写成了《小团圆》的前半部。张爱玲谈到“人生恨事”，一是“海棠无香”，二是“鲥鱼多刺”，三是“曹雪芹《红楼梦》残缺不全”，四是“高鹗妄改——死有余辜”。在我看来，末二条不妨合而为一，另外添上：张爱玲自己没把《雷峰塔》和《易经》用中文重写一遍。
附带说一句，前些时与一位翻译家聊天，她认为张爱玲用英文写小说，心中一定先有符合人物身份的中国名字，再从英文里找相应的词；现在译成中文，直译或有所不宜，譬如Lute译作“琵琶”，Caral译作“珊瑚”，中国旧时大家闺秀显然不这么取名，大概前者该是“琴”，后者该是“珊”。我说巴金著《家》里有“琴”这人物，张爱玲也许受到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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